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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若轻的片段|关于《民国学者与故宫

1905年,张謇曾倡议晚清政府仿效日本建帝室博览馆,陈列内府历代所藏,这种提议在风气未开之时自然未能获准;二十年后,故宫博物院在特殊历史际遇中诞生,皇宫禁苑终于向公众开放。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1949年的动荡时局中,自肇建伊始即符合“原址保护”“原状陈列”的故宫博物院,“宫院一体”理念一以贯之,最大限度维护了古建与古物的完整性,在中国现代文博事业、文物保护与研究以及相关学术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皆具里程碑意义。

毫无疑问,故宫民国以来的院史早已嵌入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与文化史发展序列;故宫作为学术研究宝库和学术交流的平台至今仍在释放能量,亦自民国起。

从学术史着眼,民国时期正是中国学术由古典步入近代转型的阶段,中国学者卓有建树,发表成果渐呈活跃之态,进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话语权;社会公共领域中,面对家国忧患和复杂政局,尤其对于文化遗产相关话题,他们多有积极表现,“士”之使命感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交迭于建言与吁请的声音。

与他初识始于《听园》,后来为杂志的“南巡”专题约稿;进而发现他对民国时期的人与事有着近十年的持续关注与写作兴趣,对于史料的发现和利用亦有独到见解。

幸甚,肖先生乐于耗费一年心力做此尝试。于是,王国维、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等学者与故宫相关的往事,便按人成篇,分期刊发。

专栏篇幅有限,单篇文章初次发表时,不得不加以拆分、删减,难免遗憾;而一年间,作者又时有新见,时有新料——于是修订补遗、结集出版成为共同的愿望。

除了以十位学者为中心的文章,又补入了三篇番外,聚焦于与故宫相关的文化事件——“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颇具争议的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永乐大典残本》的重现。

以纪念而结束的专栏,成为一本新书的开端,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加之出版社领导和前辈的支持,《民国学者与故宫》终于在今年出版发行。在图书选题立项之际,盘点业已出版、关涉故宫的非虚构写作,才发现这样的写作角度和表现形式当属首次。

如此,一个个片段连缀成主题。它们既像学者个人传记中的一块拼图,也能自然融入民国文化史的纵向叙事,成为其中的注脚。

王国维、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陈寅恪、蔡元培、梁思成、陈垣、马衡……《民国学者与故宫》所论人物在大众视野中并不陌生。随意翻开一篇,即可轻易进入——看他们赓续百代英光,既开风气亦为师;也看他们在大环境中如何做自己。

今有一策,为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

……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

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水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务恳理事会诸公,顾算全国百年文化之大计,悯念中华古物零落之可怜。北平古物集中之匪易,再慎重审酌,呈请行政院覆议。此效将远至数百年后,吾中华他日有复兴之一日者,必拜诸公今日之嘉赐矣。并望全国学者之爱护文化者,爱护北平者,注意此事,群起而尽保护之责也。

——陈寅恪《本校四教授反对古物分散之一篇公开状》 1930年11月29日

闻故宫古物到浦口后,忽接中央政治会议命令不准过江,并有即运洛阳之说,宋子文进京争之无效。查洛阳并无可以寄顿古物之设备,军警亦太单薄,且有此挫折,恐此后备批将无法起运。前次中政会议,先生未到,应如何设法补救,使此批古物不向洛阳而向沪,务请迅速进行。

蔡元培所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公函 1937年7月9日函准国立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点收完竣,请予备案。

在北平沦陷以后,我们留守的全部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当时我在南京,请示于行政院。经提出第三三五次院会决议,令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当时虽没有“地下工作”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奉令维持。在这八年之中,前五年完全由留守人员苦心孤诣的妥为应付。后三年,虽伪政府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不幸有一部分的铜缸,被敌伪劫掠以去,其余文物幸得保全。

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拟利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永垂不朽。

陈垣(1880—1971)1925年4月在故宫发现《四库全书荟要》后留影

我们的目的,在求克尽保存整理流传档案的职责,充分使学者取材便利,使一般人增加认识与兴趣而已。至于史学上一切问题之研究及各种史籍之编纂,那自有研究院及各大学的史学家去负责担任,我们未敢存此奢望。

清宫建筑之所予人印象最深处,在其一贯之雄伟气魄,在其毫不畏惧之单调。其建筑一律以黄瓦红墙碧绘为标准样式(仅有极少数用绿瓦者),其更重要庄严者,则衬以白玉阶陛。在紫禁城中万数千间,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

1936年1月2日,马衡就建设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及保存库事宜致函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梁思成,随函附寄库房修改原则及华盖公司绘制图案。

12月24日,午后至直隶书局购故宫月份牌,每日印一件故宫的宝物,共365件,很有意思,值一元七角。

1月7日,至商务,购得中央研究院之天文研究所所制之《周历》,以周为主,上有天文图,极精美,价一元,购二,一挂家,一挂孔。故宫是艺术的,此是科学的,甚有意思也。

当然,也有犹疑和放弃,以“今日之我挑战昔日之我”;更多的,是反复论辩、谨慎尝试,在妥协与修正中谋求委曲寸进之路。即使个人风格极其鲜明,乃至尖锐偏激的言论,也原文照录,不做刻意过滤:

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

看到这些知识精英也曾像所有无法超越时代的普通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委身于“当时当地”后,在回味他们带给今人今世的启发与震动时,也自然会有另一番感触。

皇宫故地、古建筑群、善本古籍书库、历史档案馆、国宝重地、学术研究与实践的基地乃至旅游目的地……这些故宫为当代公众所熟知的各种标签,其实在民国时期便皆可找到对应。诸如故宫文物南迁,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伦敦中国艺展等重要文化事件,不仅群像式地展现所有参与者行状,也以故宫为切入点,提供了探究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绝佳剖面。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同仁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摄于1931年1931年1月6日,文献馆开始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并以内阁大库为临时办公处。右二为时年24岁的单士元。

故宫博物院举办游园会时北上门前等候游客的人力车及汽车 摄于1930年5月20日北上门位于神武门前,1956年拆除。

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行的伦敦艺展开箱仪式 摄于1935年左至右:庄严、郑天锡、大维德、陈维诚、英国海关关员、王景春、傅振伦。

民国时期出版业迅猛发展,作者撰文即参考了丰富的报刊文献史料,包括专题报道、专访、公开信、演讲稿、时评等,样式繁多,风格异趣。其中,针对同一话题的发问与回应,针锋相对的论战,包纳多种信息,尤具可读性。

据上述资料,故宫博物院所藏手札、电文、公函等相关实物,也随文一同展示,尤其注重时间线、关键人物,梳理逻辑关系,既可弥补所论事件欠缺直接影像资料的遗憾,也为读者提供一个来自故宫的内部视角: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职员录》内页 1937年编印其中蔡元培、李济、朱启钤、蒋梦麟、罗家伦等民国学界名流赫然在列。

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致故宫博物院函 1932年11月26日1932年11月23日,报载中委会议决故宫文物迁移洛阳保存。北平市各自治公所致电中央,陈述文物不可迁移洛阳。特录电文,敬祈故宫博物院增援,合力请求中央变更议案。

不同的个人、团体、机构因其身份、立场、专业素养不同,秉持的准则、提出的措施也是差异颇多。也正因这些“不同”,才有可能将一个历史事件的多个剖面加以呈现,趋近于真相。

当然,与故宫有关的林林总总,已被纳入“故宫学”框架,研究范式渐成系统,相关论著和展览也陆续面世;“民国”关键词,也从来不乏关注的热度和讨论的深度。这本近十万字的小书,搭配170余幅图片,内容看似严肃,却可轻松阅读。写人,不是朝圣似的树立典范;记事,更在意细查原委,而非破旧立新。若说对于读者的一点期待,便是与它偶遇时,带有新意的兴趣能够被激起:

关于故宫——除却明清皇宫以及打上这种标签的巨型IP,它在当代自有更具吸引力的多种面向;

关于近现代知识人——除却频被窥看和揣测的私人生活,他们共处于文化焦点事件中的言与行,自有其感染力与深思的价值;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显然从未因屡被提及而变得容易——不再单向度地执着于“古物有灵知所适”,也愿意思索“今月曾经照古人”。

于是,您又一次来了故宫,并且不再急于取道中轴线穿行;您琢磨着必须得去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了,列出看展览、听讲座、查资料的计划;您开始回看曾经不在意的纪录片和老电影;您翻出日历计算年假,定好日期打上勾,发愿重走先贤访古之路……

来自: 故宫出版《举重若轻的片段 关于《民国学者与故宫》》本文作者: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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