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49-xxx-xxx
  • noreply@example.com
  • Tyagal, Patan, Lalitpur

马彩一梦三十年:赛马是赌博 旧案今难翻

2014年9月22日的“中国赛马会”启动仪式被解读为大陆即将开放“马彩”的信号,并一度引发马业概念股股价震荡。尽管“中国赛马会”此后陷入了“三无组织”的质疑,与赛马和马彩有关的话题却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业界看来,开展赛马似乎并不存在技术问题,问题只在于谁来下这个决心。当赛马超出了体育,马彩超出了经济,一切都需要小心翼翼。

穿红衣的司仪骑师首先骑入赛道,枣红色的大马,甩着尾,仿佛压阵的马王。一匹匹兴奋的赛马,紧跟其后,它们驮着骑手,油光水亮,在观众前,先是小跑,然后迈开了蹄。

起跑闸打开,十四匹马像一支越拉越长的箭。看台上,人们站了起来。更多人则涌向赛道旁的护栏,讲解员不得不警告他们不要大叫,这会吓到马儿。

这是10月底的武汉,东方马城,2014年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的赛场,一千米的比赛,一分多钟,马儿们便跑过了终点。

大屏幕上开始滚动出现猜中头马的观众的编号,所有猜中头马的人,如果有好运到能被电脑随机选中,就能收获礼品,有平价的酒水、自行车,也有最终的大奖—一台最新的苹果手机。

这个被称为“智力竞猜”的游戏,仅限于实物,而且要避免奖励直接与竞猜挂钩,显得刻意而小心翼翼。

在贵宾区,一个外国友人意犹未尽,她问身后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像在香港那样正常地赌一把?”

2002年3月,胡越高的东方马城开工奠基,离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财政部、国家旅游局和体育总局五部委联合发布“禁止经营带有博彩性质的赛马活动”刚刚过去两个月。这是数年来最严厉的一次官方表态。

但意气风发的港商胡越高有自己的看法,“马产业要起来的唯一一个火车头就是马彩,这是国外的经验。”

通过发行彩票,筹集资金,可以改善马的育种,拉动上下游的马产业,胡越高说,不发展起来不符合发展的规律。

胡越高成长的香港,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马迷。他的亲朋,有的在经营赛马,有的拥有赛马,耳濡目染下,他很早就认识到,赛马是一个金融产品,可以聚集资金。每年,香港赛马投注的赌金,总额就高达800亿—1000亿港币。

2003年,赛马场竣工,这是一个占地1000亩的马城,拥有一条长1620米的国际标准沙地跑道,4.5万个看台座位,5排马厩,超过500匹马。同年,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武汉赛马节。

这样的想象空间与地方政府的雄心一拍即合。依据在武汉成立的“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若是马彩在武汉放开,将带来1000亿的销售收入,400亿税收,以及3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课题组设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担任课题组负责人。民间的口号由此迅速演变成“马彩开放了,中部就崛起了”。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是全国各地希望“马彩破冰”的缩影。在南京,为第十届全运会修建的赛马场,在修建之初,就考虑要将竞猜型赛马作为将来发展的方向;在北京,通顺马场一年进口马匹1000匹,进行竞猜赛马还获得了地方税务局的口头同意。在成都、济南、昆明、沈阳,相继修建的赛马场,都在等待一张马彩的入场券。

从2004年起,湖北的政协委员们连续三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试发“竞猜型赛马彩票”的提案。

情况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2005年财政部回复,将对赛马彩票进行研究,而到了2008年年初,《长江商报》头版称“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批准马彩在武汉先行试点”。虽然最后被辟谣,但马彩试点似乎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对于胡越高的东方马城而言,这无异于一针强心剂。激励之下,东方马城只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二期工程,创造了“马场速度”,添置了世界上最大的室外LED显示屏,而胡越高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愉悦而又严厉地说,马彩很快就会搞了,但内部员工不允许“买马”,这会影响工作。

情势却在之后急转直下,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终于发表声明,“发行赛马彩票没有时间表。”

“马彩梦”的破灭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沈阳赛马场在建成后被推倒,曾经被寄予厚望、要与武汉赛马场一争高低的南京赛马场,被改造成停车场。而北京通顺马场,在被勒令停止博彩后,华侨商人李球杀死并深埋了数百匹赛马,血流成河,然后回了国,这被看做无声的抗议。

胡越高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没有开放马彩,看马的人寥寥无几,马场的收益甚微,面对每年高达三千万到五千万的运营费用,他曾表达过抱怨,要靠房地产来补贴赛马。

“我早和他说过,马彩不会放开,他不信。”这么说的是陈广新,他现在是中国马业协会理事、知名马评人,在香港赛马场说马经。

在东方马城出现前,陈广新所在的广州赛马场曾经引领中国赛马业的风气之先,但随后黯然退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陈彼得”。他说,自己知道,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放开马彩。

放开马彩的呼吁可以追溯到1982年。中国马业协会理事、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振山说,当年,包括他导师余文翰在内的八位畜牧业专家联名写信给,希望扶持赛马业的发展。

后者成为中国赛马业的复兴故事中,被提到最多的人物。一种说法是,南巡听取了广州赛马的汇报,没有反对。1980年代中后期,养马学家于文翰等人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邓朴方提出“在中国试行赛马”的建议,邓朴方去香港时,专程去赛马场亲眼目睹赛马盛况,有关他投注中彩的消息,当时在报纸上登出,醒目标题是《不管白马黑马,中了奖的那匹就是好马》。而最生动又难以证实的,则是王振山的故事。他说广州的官员曾来中央,问能不能赛马搞马彩,小平同志在打桥牌,有些不耐烦地说,我已经说过了,改革开放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你还要我说什么呢?

1992年,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坚决制止赛马博彩等赌博性质活动的通知》到达广州时,广州赛马场已经打桩,进入了施工阶段。凡是广州市内各重要单位的领导,都是广州赛马会的理事,“等于是以全市之力,推进赛马的工作。”

陈广新原来在广州市政府工作,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下海,来到赛马会担任了办公室主任。与他同样下海的,还有新疆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姚新奎,他从乌鲁木齐来到深圳,这里有另一家几乎同时兴建的赛马场。

两个人都对当年赛马场的火爆记忆犹新,每到赛马日,马场就人山人海,通往马场的路不得不进行交通管制。姚新奎说,因为赛事规则、博彩的玩法都与香港一致,还有许多的香港人来深圳赛马。两地还举办过粤深对抗赛,而后,则是深圳赛马场的总练马师被广州赛马场高薪挖走,后者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赛马场。

21年后,陈广新依然能精确地描述记忆中的马场,“跑道是1640米,宽是30米,中间沙地跑道是1450米,宽是25米,中间还有一个救护车道。”

最鼎盛时,广州赛马场一共拥有1064匹马,每周跑三场,一个初赛日要出动一百多匹马,投注额最高可达1000万,在全广东拥有103个投注点,赛马场的电脑售票系统由三千多台电脑售票终端组成,创下的最高观赛纪录是2万多人。与之相比,当时国内的其他赛马场,还只有数千人的规模。

最让陈广新骄傲的,是1998年长江洪灾,他代表广州赛马会捐款1000万,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那时真是很辉煌。”陈广新说,虽然后来想想,这辉煌中也像是埋着定时炸弹。

1993年跑完第二次赛马后,北京来了调查组,办公室主任陈广新负责接待,大家在KTV愉快地唱了首《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算是坦诚相见。三个月后,文件下达到赛马会,里面写着:广东省委、省政府,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精神,严格禁止有奖赛马。但考虑到广州赛马场的投资回收,及对外造成的影响,允许广州继续进行体育性、竞技性赛马。

要领会中央精神,那到底还能不能赛马呢?“当时大家说不可以不赛马,中央允许你赛马你干嘛不赛马呢?不赛马就错了。”

广州赛马会最辉煌的1996年,中央的调查组又来了,但这次是微服私访,没有联系赛马会,最后形成什么调查结果不得而知。但此时,由于缺乏监管,赛马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有人悄悄给赛马打针,一匹马走着走着竟然睡着了。在广州之外的地方参加投注依然被认定为赌博,全省有103个投注点,各地公安天天抓,就像灭火一样,不胜其烦。

“缺乏立法,关键是国家层面的立法没有。”如今,姚新奎是中国马匹鉴定首席专家,他认为关键在于有关马彩的法制不健全。

而陈广新则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他曾邀请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的教授做课题研究过立法问题,也曾向广东省人大提出立法申请,但对方告诉他,立法很容易,但是否开放马彩是“意识形态问题”,这个不解决就无法立法。

“当年说香港回归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马照跑,就是资本主义。”陈广新说。

在陈广新看来,当时广州赛马会的领导,因为没有看透这点,而导致了广州赛马突然被禁。陈广新还记得,1999年,赛马会副主席黄启桓让秘书科写了《试谈中国赛马》一文,极力为马彩和商业性赛马正名,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让中央重启调查,黄启桓后因贪腐入狱,广州赛马永久停办,这也是2002年五部委联合禁令的直接诱因。停赛四年后,广州赛马场被改造成汽车城。

“当时我问他们,你们赛马是谁批准的。他们说自己批准的。”在广州赛马会如火如荼时,胡越高曾数次前去考察,对方没有国家层面的批准,让他隐隐觉得不对劲。

“这个肯定要由国家来管,马彩也是国家彩票,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才有公信力。”在这一点上,没有谁会提出异议。

“不能倒逼国家表态。”陈广新说,黄启桓和胡越高当年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高调地宣扬马彩,国家一表态反对,就没有转圜的余地。

这就和这次的“中国赛马会”风波相类似。短短数天内,中国马术协会、国务院参事室、体育总局、福彩中心纷纷辟谣,撇清关系。

“不能好心办坏事。”姚新奎强调这一点,认为国家当前的慎重是有道理的,“不能因为这个东西,造成社会不稳定”。

常伟曾经是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下属的马术部的主任,中国马术协会的秘书长。他见证了赛马和马彩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

“本世纪以来,几乎每一年两会时都会有商业赛马或马彩的提案,一看是有关马彩的,就免不了请一些相关部委提出意见,国家体育总局也免不了首当其冲。”但从管理职能上,体育总局只能就体育性赛事提出意见,对于商业赛马或新的彩票品种,很难越俎代庖地拿出意见。

“两会负责提案部门有时候让财政部拿意见,有时候让民政部、农业部拿意见。”

赛马产业涉及多个环节,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下,形成了多头分散管理的现状,农业部管马的繁育培育,体育总局管比赛训练,财政部管彩票的审核,公安部管特种行业(赛马算特种行业),国家质检总局负责马匹进出口检疫。各个部门条块分割,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统筹协调管理,从顶层提出马产业发展设计规划,提出对商业性赛马意见也就变成了不现实的事情。

“目前,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单位牵头,提出一个完备的方案,让中央去研究。”常伟说,“尴尬的是,现在是大家都很难牵头。”

无法协调管理的原因,在于不愿承担责任。王振山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的赛马也几经反复,开了又关,但是日本有一批国务大臣,力挺赛马,他们敢于负责,赛马出了问题他们愿意承担责任。”

“其实,国外关于马彩的规则已经很完备了,借鉴起来不会很难。”王振山说,放开马彩的风险是可控的,如此小心,“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病,觉得赛马就是赌博,不是什么好事。”

但常伟看得更深一层,“要放开马彩,就要推翻之前禁止马彩的决定,谁敢翻这个案?”政治成本的考虑,也让各部门,即使希望看到马彩放开,也不愿意出头来做。相比意识形态或者道德洁癖,这要实际得多。

自从胡越高的东方马城铩羽而归,有关马彩的推进工作,这几年就没有多少实际进展。若不是这一次中国赛马会的横生枝节,人们已经意兴阑珊。

虽然最后证明“中国赛马会”是个乌龙,但常伟觉得,人们信以为真,也反映了大家很渴望看到有一家机构能够出来牵头做事。

胡越高则有惺惺相惜的意思,“有民间力量推动,我觉得很正常,这没有什么。”

倒是陈广新恨恨地想,“要是这么一闹,中央又说禁止赛马,那就打回原形了。”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